今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北大醫院心內科主任霍勇提案——《以醫生集團為切入點助力國家分級診療》。雖然，這個話題不是第一次提出，但貴在直接指出了：醫生集團這種職業生態并沒有得到決策部門的重視與真心扶持，并沒有從法律的層面予以“合法化”。
醫生集團的執業模式，并不是中國首創，是美國醫生執業的主要模式。但在中國，醫生集團曾被視為推動醫生自由執業的“利劍”，但這幾年，雖然創業者前赴后繼，但走得不穩、不順暢，醫生集團組建者“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創業精神如何落地？頗值醫生群體，乃至整個醫藥行業再度深思。
變化因改革而生
2017年，醫改強勢觸底，取消藥品加成、醫藥分開推廣全國，不少公立醫院的運營模式，都面臨著極大的挑戰，不少本就躍躍欲試的醫生，相繼離開體制，走向社會。
據統計，截止2017年底，全國有近500家有跡可查的醫生集團。2018年1-2月，就有近百家新注冊的醫生集團，其中近80%的公司注冊地是在政策最為開放的深圳。
但在這股蓬勃氣勢后，醫生集團中醫生的身份，醫生集團與醫院之間的關系，仍存在諸多待解難題。決策部門如何因勢利導，通過市場來調配醫療資源的效能發揮，是當務之急。
基于醫生的職業特性，以及目前中國醫生的執業生態，本文想從兩個方面再次闡述我的觀點。
首先，是醫生的身份問題。
解決醫生的身份問題不是醫生自己的沖動，而是我們2009年的醫改方案就提出來，逐步把醫生從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逐步實行院長職業化管理。
到底醫生是醫院的還是社會的，不僅僅是認識問題，而且是影響醫生執業生態的根本問題。
只要我們認定醫生是社會的，那醫生就不應該僅僅是醫院的。
在國外，醫生首先是社會人，以自由執業的狀態出現，然后才是執業模式的選擇。
執業模式包括“單位人”的全職雇員，一旦契約(合同)解除，他依然是社會人；也包括與醫院合作的“合伙人”PHP，醫生個體或醫生group(是譯為團隊還是集團在這里不再討論)與一家醫院或多家醫院簽訂的合作關系；當然，更有醫生個體的診所、聯合診所等等。
中國醫改走到今天，醫生依然是醫院的單位人，在單位的狀態下，醫生是出于“賣身”的狀態(此處僅為形象描述)，醫生所做的一切必須符合醫院的規章和執業倫理，醫生所作出的貢獻歸功于醫院(版權所有)，醫生想做什么必須經過雇主的同意。
你在單位里是徹底全職，節假日都不得兼職，以香港公立醫院體系的醫生為例；如果是兼職，你可以在自己的時間里做你想做的事；如有特殊規定的，即使你在公立醫院全職，你也可以休息日在其他地方行醫，以色列公立醫院為例。
舉一個例子：兩彈三星的科學家們他們是單位(國家)招聘或分配的(不管是高新還是普通薪)，他不能到其他企業去兼職，他所產生的專利和成果是“單位”的(國家的)，他們的薪酬是年薪或月薪計算的。他的退休福利是由單位提供的。那么醫生的個人影響力是誰的呢？醫生的影響力是在“單位”的背景下形成，這種社會影響力表面上是自己創造的，實際上與宿主醫院這塊“金漆招牌”同在。也就是說，只有醫生成為社會人，你個人的品牌才是真正屬于你自己。
事實上，很多知名專家不管在“單位”怎么牛，一旦離開“單位”名聲與日劇下，如果不善于品牌經營，他的社會價值——“營利”的能力大不如前。這說明：專家“游弋”到體制外，不僅會看病，還必須有一個管理你價值的平臺。
如果醫生的身份解決了，醫生才可以真正走向自由執業，醫生才可以“從容不懼”地開診所，靠一項部門政策或一個會議精神去“鼓動”、“允許”醫生多點執業，顯然是“漫不經心”和畫餅充饑的態度。當然，在國家“鼓勵”醫生多點執業的現狀下，醫院也應該積極配合，以一種包容的心態，納天下之英才，不斷提升醫院與醫生的粘合性。當今共享平臺經濟和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如何適應醫院平臺管理，而不是恐懼與阻擾，這才是醫院管理者應有的態度。
醫生集團也需要管理，而且，這種管理是不斷創新的！如果依然用傳統的管理理念和方式走出來，或另立山頭，成本巨大，甚至磨耗了醫生長期積累的寶貴財富。
醫生是靠知識、經驗和職業倫理為生的職業，獨立性、差異性、人文性很強，醫生的知識與經驗也有它的生命周期的。對于投資者，如果僅僅看到單位人醫生的現在的影響力來進行資本運營的，沒有去考慮這種文化影響力如何傳承的話，到頭來也許“血本無歸”。
第二是醫院與醫生分賬支付問題。
我的醫改三觀是：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回歸；醫生的知識價值回歸；尊重生命的價值觀回歸。
醫生集團難以發展，很大程度上醫生的收入與醫院的收入捆綁在一起，醫生的知識價值難以獨立體現！
醫生的價值體現無非有三種狀態：一是“賣身”，醫生做多做少與工資沒有太大的關聯——大部分國家的公立醫院體系，香港、美國的梅奧、凱撒等醫院是這種支付方式；二是賣技術，醫生看一個病多少錢——美國的分賬支付系統；三是業務收入“承包”，創收后收減支提成，二級乃至三級再分配——中國的公立醫院系統。
這三種分配形式，唯獨第三種露骨地體現公立醫院的營利性。由于價格體系也畸形，一種“薄利多銷”觀點主導著這個醫療系統，導致對醫生知識價值和對生命價值觀的認識的嚴重偏差。
中國醫改多年做了很多舉措，效果不佳，支付制度沒有很好的突破是一個關鍵原因，它影響著醫生、醫院的醫療行為，也影響類似醫療下沉、醫聯體實現、醫生流動的根本原因。
說的刻薄一點，尊重生命的價值觀沒有貫穿整個制度建設和支付制度建設中。比如說：當病人從醫生的診斷中得到不用住院的醫囑時，醫生的價值根本無法體現。事實上這就是支付制度沒有將醫生知識價值與醫院服務獨立分賬，而是鼓勵醫生通過病人住院和服務收費來體現醫生的價值的，也鼓勵病人住院才能獲得更高的報銷率。
換句話說，醫生的固定收入占總收入10-30%，大部分是通過“創收”獲得，通過薄利多收。
再換句話說，越是大醫院才可以批準獲得大型設備的購置，越是擁有更多的“獲利”機會，越是吸引醫生往醫院跑，越是造成病人不管大病小病都往大醫院跑。這種支付又怎么可能吸引醫生走向基層呢？
這種定價系統必然造成這種結果：同一種“優質的資源”到了基層就會掉價，同級醫生不同的醫院就有遞減式的報價，相同的治療方法在不同的醫院也是遞減式的定價。這本身就是對知識和生命的不尊重。
僅上述兩點，足以解答醫生集團、多點執業等使醫療下沉的政策難以實現的原因。如果加上正在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比如，醫院藥品、耗材零加成銷售，醫院難以拿出“額外”的錢來支付醫生集團，尤其是“技術幫扶”，醫生集團將會走向更低估。目前，體制內的醫生流出到體制外的勢頭在加速，這也給醫院平臺建設者帶來新思考，新改變。（轉載自HC3i中國數字醫療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