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字中夾雜的漢字的意義與在中國語境中的意義相關嗎？我們來看下面這組詞：非常口、激安、老婆、放題、人參、注文。而在日文中，這些詞的含義則如下：
“非常口”是緊急出口的意思；
“激安”是非常便宜的意思；
“老婆”是老年女性的意思；
“放題”是自由不受限制的意思；
“人參”是胡蘿卜的意思；
“注文”是預定、點菜的意思。
從推古朝（公元6世紀到7世紀）開始，日本正式從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接受儒釋道等思想，漢字正是其媒介。中國文字傳入日本之前的許多年，當地人已經生活了很久并有自己的語言，只是沒有文字。中文傳去以后，他們用漢字的發音來標他們說的話，他們對于漢字的理解也是按照他們自己的習慣來的。
明治時期，日本學者用漢籍翻譯西歐語言，創造出“經濟”“勞動”“取締”“場合”這些詞語，如今在漢語中廣泛使用。漢字被用于記錄日語，在日本人的手中，逐漸發展出不同于中文漢字的特點。有些漢字按照古漢語發音，有些按照日語發音；有些字寫法與漢語相同，意義卻不同；日本人為了方便書寫、表義，甚至創造出新的漢字，稱為“國字”。
日本漢字的源頭雖然在中國，但漢字漂洋過海千年后，從模仿到取舍再到創造，本土與舶來之間互相碰撞，不斷拓展著文字的體系。
最近，日本學者笹原宏之的作品《日本的漢字》出中文版，作者談道，在日本，漢字的形態豐富多樣，有廣為流傳的錯字，有無人看懂的“幽靈文字”，有特定階層使用的語相文字，也有文學作品中出現的個人造字，還有廣告招牌上的藝術字……日本漢字學家通過大量的數據統計、資料搜集和田野調查，以具體而微的案例進入，探討日本文字中的“漢字問題”。
5月19日下午，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曉峰、北京大學日語系副教授孫建軍在京舉辦講座，講解漢字在日本的發展歷程，探尋中日文化的異同。
從漢字看日本
文字是窺探不同文化體系的線索。基督教文化圈用羅馬字、希臘正教用希臘文字、俄羅斯正教地區用西里爾文字、猶太教文化圈用希伯來文字、伊斯蘭教文化圈用阿拉伯文字、儒家文化圈用漢字，可見世俗世界多有套用“圣典”文字的意識。
自戰國時代起，漢字逐漸傳播到境外。有調查顯示直到今天，越南語約90%的詞匯、韓語約70%的詞匯來自漢語。在越南和朝鮮半島，漢字均已經先后被取代，甚至漢字20世紀在中國的遭遇也是一波三折。而日本仍在本民族文字體系中保留著漢字。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東亞漢字圈的中國、朝鮮、日本、越南等共享著漢字書寫系統。而現在仍在國家層面上使用漢字的，只剩下中國和日本。
“從4世紀漢字傳入日本到今天，漢字在日本列島使用了1700多年。但我們需要認識到，漢字在日本已經發生了許多變化，生長出許多新的內容，它已經就是日本人自己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實際上不僅是日本漢字，整個傳入日本的中國古代文化都是如此。”劉曉峰說。
經過千百年的吸收、發展，漢字早已在日本生根發芽，并且成為了日文文化的一部分。笹原宏之注意到：漢字在日本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出現了很多俗字。他認為，這些變化顯示了漢字富有演進可能性，展示了漢字內在的多樣化品質。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漢字展示了日本人的思維方式。
笹原宏之被稱為“漢字博士”，他經常以漢字為話題演講、座談、活躍于媒體，撰寫了《漢字的現在》《漢字中的“日本心”》《日本人與漢字》《漢字與社會》等多部著作。
根據笹原宏之的自述，他從小就癡迷于字源，上學時攢著零花錢買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漢和辭典《大漢和辭典》。他對日本漢字的實際使用方法、漢字變化所反映出的社會變遷尤其感興趣，經過三十多年的學術研究，輯錄出版了《假借字·假借讀音：漢字表現辭典》。
在漢字研究上的建樹，讓笹原宏之獲得了“日本國字研究第一人”的稱號，參與日本常用漢字表、人名用漢字、日本國語辭典、日本國語教科書等的制定工作。巖波書店出版的《日本的漢字》是笹原宏之最為人熟知的作品。
日本人的名字
現場大家也談到日本人的名字的問題。劉曉峰說：“明治維新以后，日本要按歐美的國家體制建立近代民族國家，近代的國民每一個人都要有自己的姓，有自己的名。當時很多人沒有自己的姓，只有一個名字，比如叫十三郎，那得有個姓怎么辦？正好他家有棵松樹，那就叫松下。”
孫建軍說：“從前日本人沒有姓，只有名字，后來慢慢有了姓，因為他們有了戶籍制度，但是后面的名字從前是什么太郎或者花子比較多，男的叫太郎、二郎、三郎、四郎，頂多前面加幾個他們認為比較好的字，龜、鶴，還有松等等表達長壽的字眼。21世紀以后，有一些字他們覺得非常好，比如飛翔的翔，還有太，或者大。有的父母親可能在起名字的時候正好有一個著名棒球選手的名字里有翔字，就決定用這個字。女生就找聲音好聽的，比如sakura，是櫻花的意思。”
現場學者們也談道，名字跟時代的關系確實很強。每一個時代都有流行的字，比如流行“文”的時候正好是大正時代，講究民主；到了昭和時代，前期軍國主義盛行，就流行紀律的“紀”字，后期戰爭結束了，就強調“和”。從每一個漢字里的意思，你隱隱約約可以看到時代的影子。
出國的漢字能否歸來？
對于中國讀者來說，日本學者的研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角度，不是從中國內部，而是在整個漢語文化圈里關照漢字。漢字在東亞各國的發展和相互影響，對于中國人來說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也是頗具啟發性的一課。
笹原宏之強調要從正面看漢字的演變，他在《前言》中寫道：“我們固然要從字源、熟語和故事成語中學習古代中國，但絕不應受其束縛，被其捆綁。”而作為中國人，我們需要思考的是：作為漢字故鄉的中國，該如何認識和接受這些變化？
孫建軍研究的是幕末到明治初期這段時間的語言變化。“特別是集中在吸收西方文明之后產生的新的漢語詞匯當時在日語中是怎么形成的，對中國有什么影響。同時，在它們形成的過程中，中國元素對它們有什么影響。”孫建軍說。
日本的漢字有很多反哺故國的現象，其中最經典的例子，是“腺”。這個字從發音來看，很像是誕生于中國的漢字，但事實上，它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日本人造的字。18世紀后期，日本人通過荷蘭人接觸到了西洋知識，1774年日本“蘭學”醫者杉田玄白最初將“klier”翻譯成“機里爾”。但這種譯法很不方便，比如扁桃腺被翻譯成“巴旦核機里爾”。后來杉田玄白的弟子榛齋造出“腺”字，這個“腺”字又和西洋醫學一起傳入中國，如今成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字。
目前，日本是除中國外唯一大量使用漢字的大國。但日語中數量不多的日本漢字，卻一直被拒之于中國漢字體系之外。例如，日本前首相小渕惠三的名字在中國媒體上，一直被寫作“小淵惠三”，前經濟企劃廳長官堺屋太一的名字，經常被誤寫為“界屋太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