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閉幕的全國兩會上，健康領域的民生“紅包”備受關注。針對“病有所醫”的需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深化公立醫院改革、推進分級診療、提高基本醫保和大病保險保障水平、支持社會力量增加醫療供給、擴大醫療領域開放、支持中醫藥事業傳承發展等諸多舉措。
面對醫改難點，“健康紅包”如何送到每個百姓手中？這成為未來醫療領域深化改革的關鍵所在。
公立醫院要啃“硬骨頭”
公立醫院改革是醫改的“硬骨頭”。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深化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協調推進醫療價格、人事薪酬、藥品流通、醫保支付改革，提高醫療衛生質量，下大力氣解決群眾看病就醫難題。
近年來，中國實施醫療、醫保、醫藥“三醫聯動”改革，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取消長期實行的藥品加成政策，藥品醫療器械審批制度改革取得突破。但看病貴、看病難的痼疾依然存在，仍需繼續深化體制機制改革。
改革舉措迅速鋪開。日前，已有30個省份的68個城市全面啟動公立醫院薪酬制度改革試點。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王賀勝說，將逐步健全績效考核制度，做到多勞多得、優績優酬，嚴禁將醫務人員的收入與藥品、耗材、檢查等業務收入掛鉤，科學控制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
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醫學部黨委書記劉玉村表示，應提高醫務人員待遇，讓人事薪酬制度改革來得更快、更徹底一些。他指出，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仍面臨一些難題，包括有限度的財力投入和日益增長的多元化需求之間的矛盾；社會評價和個體感受有差異；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等。
對于公立醫院改革，中華醫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饒克勤認為，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現代醫院管理制度，這一制度的核心是政府宏觀治理、醫院法人治理和醫院內部管理三方面機制。必須多部門聯動，改革才能實現突破。
基層醫療要過“人才關”
實現全民健康覆蓋，就要求基層醫療服務可及性更加均衡。對此，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全科醫生隊伍建設，推進分級診療。
有專家指出，緩解大醫院的“堵點”，家庭醫生簽約和醫聯體建設是深化改革的“一體兩翼”。數據顯示，為讓老百姓能夠在家門口看上病，疏通優質醫療資源的“神經末梢”，中國所有三級公立醫院和1000余家社會辦醫療機構已參與醫療聯合體建設，2017年下轉患者483萬例次，同比增長91.2%。
與此同時，通過開展家庭醫生團隊簽約服務、增加基層藥品種類、推行長處方和延伸處方等措施，“小病基層首診、康復回社區”的合理就醫秩序正在逐漸形成。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量和縣域內就診率進一步提升。
劉玉村表示，推行分級診療制度，加強基層衛生服務體系建設，爭取讓老百姓在家門口就有簽約醫生、家庭醫生，享受最便捷、最直接的服務。今后要繼續完善與醫聯體相適應的動態化績效考核機制，形成主動控費的內在動力，真正做到急慢分診，讓患者在基層享受到系統化、連續化的健康服務。
壯大全科醫生隊伍、推進分級診療，人才問題是一大掣肘。如何讓更多高素質的醫療人才下沉基層、扎根基層，是改革的關鍵。
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一醫院院長華樹成認為，基層全科醫生人員少、工作強度大、待遇較低。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和科學的績效考評機制有利于全科醫生隊伍的壯大。對此，相關部分負責人此前表示，要進一步改革基層人才職稱的評定辦法，逐步提高基層醫務人員的收入待遇，實施一些像“縣管鄉用”這樣的人才政策，促使人才在貧困地方、在基層能夠留下來，能夠安心工作。
社會辦醫要用“強心劑”
社會資本辦醫作為中國醫療服務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一直頗受關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支持社會力量增加醫療、養老、教育、文化、體育等服務供給，擴大醫療等領域開放。總理也在記者會上表示，在養老、醫療、教育、金融等領域，會加大放寬準入力度。
近年來，中國相繼出臺一系列政策法規，推進社會資本辦醫發展。從2015年起，民營醫院數量已超過公立醫院，并連年攀升。但在診療量上，卻遠遠不及公立醫院。數據顯示，民營醫院的患者數僅占總數的16%，“多而不強”的現狀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專家指出，社會辦醫目前面臨著準入門檻高、經營壓力大、監管機制不健全等問題。而從自身而言，社會辦醫的服務內容和模式有待拓展，社會信譽低、服務能力弱是其難以與公立醫院“雙足鼎立”的主要原因。
對此，相關部門通過諸多措施，為社會辦醫“松綁”。今年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上海浦東新區試點取消社會辦醫乙類大型醫用設備配置許可證核發等審批，并對社會辦營利性醫療機構床位數逐步實行自主決定。
對于中國社會辦醫的發展，波士頓咨詢公司今年年初發布報告稱，社會辦醫在政策、資本、支付、人才和技術影響下呈現出新趨勢，未來10年將發生重大改善。其中，社會辦醫的重點正在向“技術化”和“規模化”發展。例如，綜合性醫院明確自身的定位與發展特色實現差異化，更多復雜專科醫院開始興起。（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